解放初期，中國的紡織工業原料主要依靠天然纖維的棉、毛、麻、絲，遠遠不能滿足億萬人民穿衣的需要。錢寶鈞先生敏銳地意識到當務之急是發展化學纖維工業。為此，他提出要發展國內化學纖維工業，而要發展化纖工業，必須教育領先。為此，他于1954年與化纖專家方柏容教授聯名上書紡織工業部，建議在華東紡織工學院創辦第一個化纖專業，當年獲批并招收培養一批化纖人才，極大地緩解了中國化纖人才短缺問題。

 

       錢先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開創了中國以棉絨為原料的粘膠纖維研究。1976年，七十歲的他研制成功第一臺纖維熱機械分析儀；在步入八十高齡之時，他又不畏艱難開始了纖維大分子纏結理論研究，這是當時國際領先的科研項目。錢老帶領學生使大分子纏結研究成果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為中國紡織纖維科學研究和教育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做研究就應解決關鍵技術，服務國計民生。”這是改革開放恢復招收研究生后的第一屆碩士生、錢寶鈞先生的弟子潘鼎教授經常掛在嘴邊的話。他從恩師手中接過科研報國的接力棒，用畢生的精力專注碳纖維一件事。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頭號戰略武器洲際導彈面臨最后兩項久攻不克的技術難題。其中一個“攔路虎”就是航天級高純粘膠基碳纖維。在各方攻關始終未能成功的巨大壓力下，潘鼎教授毅然決定勇挑重擔，帶領課題組向“卡脖子技術”發起沖擊，改用新的碳絲路線來研制產品。

 

       說起當年的困難，東華大學碳纖維項目組現學術帶頭人、2017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獲得者陳惠芳仍深有感觸：“當年我們課題組可以說是‘三無’：一無研究資料和基礎，二無場地，三無任何可以借鑒的經驗哪怕是失敗的經驗。當時大家就在潘老師的帶領下，一切從零開始、奮力一搏。”

 

       陳惠芳老師回憶道，為了早日研制出國家急需的碳纖維產品，潘鼎教授經常通宵達旦地撲在生產一線，無論寒暑，不畏苦累，把車間當成家，困了就在鋼平臺上躺一會兒，有時甚至只睡兩個小時就又投入到工作中。沒有場地，課題組就借用一個大集體廠的廢棄廠房，不管嚴寒酷暑，潘老師每天都要乘坐四個小時長途汽車到松江進行試驗。學校的實驗室面積不夠，連洗手間都征用了……在如此艱苦的科研條件下苦戰多年，潘鼎教授領銜的科研團隊成功研制了集美、俄兩國同類產品性能所長的航天級高純粘膠基碳纖維，為戰略武器飛天提供了關鍵性的技術支持。

 

       潘鼎此舉不僅填補了國內空白，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掌握航天級高純粘膠基碳纖維研制技術的國家。

 

       項目成功了，潘教授的身體卻敲響了警鐘，心臟多次進行手術，在2008年上海市慶祝教師節主題晚會上，主持人問及潘教授這樣的付出是否值得？潘鼎響亮地回答：“這是國家的需要！這也是我對國家的承諾！我一生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國防尖端關鍵材料的研制。當年我為振興中華而讀書，今天我為中國之崛起而奮斗！”

 

       2019年3月2日，潘鼎教授逝世，但是他科學報國、無私奉獻的精神將在一代代東華材料人中傳承下去。

 

       碳纖維作為撐起大國重器的小材料，潘鼎用它為導彈編織“防護服”，陳惠芳從潘老手上接過接力棒，立足新征程使命，把科研方向瞄準國產碳纖維的產業化！她說：“要讓中國高性能碳纖維更‘強’。”

 

       談及這份執著，陳惠芳告訴記者，高性能碳纖維是個好東西，但高昂的進口價格和嚴苛的技術封鎖嚴重制約著中國碳纖維的發展。

 

       “我就不相信咱中國人造不出高質量的高性能碳纖維！”懷著樸素的愛國情懷，陳惠芳憑著一股勁兒，全身心投入到高性能碳纖維的研究事業中。

 

       如今，陳惠芳科研團隊聯合中復神鷹碳纖維有限責任公司通過不斷摸索、反復實驗，終于突破了制備高性能碳纖維的先進技術——干噴濕紡。

 

       中國首個采用干噴濕紡工藝的千噸級碳纖維生產線已正式投產，技術達到國內領先水平，制備出的碳纖維產品性能與國際同類產品相當。隨著技術的不斷革新改進，如今，該條生產線每年能生產近5000噸原絲和2000噸碳絲，產品實現了產業化并批量供應市場，打破了國外高性能碳纖維企業在中國市場的長期壟斷，該項目榮獲2017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陳惠芳表示，高性能碳纖維要實現完全自主國產化依舊需要不斷地技術攻關，未來高性能碳纖維在大飛機、新能源汽車等領域都有著很大的應用前景，如今她的碳纖維團隊中又補充了不少新鮮血液，千鈞系于一絲，一代代東華人對于高性能碳纖維的研究永遠不會止步，他們將用畢生精力為中國“纖維強國夢”貢獻力量。(完)